韩少功苏童龚曙光:把故乡与日子酿成一坛米酒_公司新闻_新闻中心_文章_人生就是博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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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公司新闻

    20
    Aug
    2018

    韩少功苏童龚曙光:把故乡与日子酿成一坛米酒

    来源:红网    作者:杨帆 赵颖慧 周逸峰 蔡娟 郭薇灿 李长宏 管一桦

    2018年8月18日,上海书展迎来了一场精彩且厚重的文学盛宴。身为过去四十年间中国颇具代表性的作家,韩少功和苏童齐聚上海展览馆友谊会堂,一时震动沪上文坛。

    然而这次两位作家却并非为了自己的作品而来。此番他们与东方卫视著名主持人曹可凡一道,为一个初出茅庐的“文坛新秀”站台,这位新秀便是《潇湘晨报》创办者、人生就是博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、曾入选央视年度经济人物的龚曙光。

    龚曙光此前携新书《日子疯长》重返文坛。在这部令众多专业作家感到惊喜的散文集中,他以深情的笔触勾勒了故乡的风土人情,和成长于这片热土上的可爱的人们。虽然用的都是最质朴的文字,写的都是最平凡的故事,但自有一种隽永的力道,就如同一坛岁月酿成的米酒,温润而惹人沉醉。

    龚曙光把五四时期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视作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个高峰,而《日子疯长》一方面继承了20世纪的文脉,另一方面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顾那个充满梦想、动荡和创造的百年。这部作品究竟有怎样的魅力,能让韩少功、苏童也为之惊喜和赞赏?龚曙光笔下的20世纪又有哪些独到和可爱之处?就让我们透过这场划时代的对谈,聆听中国文学最悠远有力的音符。

    作家韩少功。

    最厉害的作家不靠“雕虫小技”,最平凡的人和事就能把读者抓住

    曹可凡:今天我们非常荣幸,请到了几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作家,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自己的故乡、聊一聊20世纪的文学、讨论讨论《日子疯长》这部好看的作品。《日子疯长》的作者龚曙光先生是一个出版人,但是他始终对文学有着自己的追求和品位,读过他的作品,我们不难发现他聚焦的点在于他的故乡,在于他的成长经历。

    我想对于世界每个地方的写作者而言,故乡永远是他们创作的母体,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,甚至很多作家愿意把故乡当做一辈子描写的对象。我想请问龚曙光先生,您平时的工作非常繁忙,为什么还愿意一笔一画,用毛笔写下对故乡的怀念?是什么样的情形催生了《日子疯长》这样一部动人的作品?

    龚曙光:上海的朋友们好。作为一个“乡下人”,到了上海总是很紧张,何况我带的这本书也是写乡下人的。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农民,带了一篮子菜园里的辣椒和水塘里的菱角进了城,希望在座的大家能喜欢。

    我也是个每天在生意里打滚的人,打理的生意应该说是蛮大的。为什么会去写?原因其实很简单。前年一个周末,我在书房里随手翻阅一本鲁迅先生的手稿,阅读着先生的笔迹,我突然感受到我们这辈人的某种无聊。鲁迅先生凭着一管毛笔写下数千万字的著述,而我们一天到晚对着电脑,唯恐自己打字速度慢了,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留下这么多文字?就在那一刻,我萌生了写字的念头,最先是抄诗,后来顺手写起了文章,就一路写了下来。

    写作的起因很偶然,但是伴随着书写的深入,我的笔触很自然地写到了我的故乡、我的父母、我的亲族。那些生活中最熟悉的,支撑生命主体的东西,就这样自然地涌现出来了。刚才可凡老师说,包括少功他们,写作时最早浮现的东西,还是生命最底色的东西,对我来说这种底色就是亲情、朋友、故乡。

    韩少功:我是曙光的老乡,也是他的校友,但是很多年来,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交集。突然他电话联系我,并跑到我住的乡下,拿了一摞稿子给我看,那就是这本书的小样。当时我很奇怪,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、一个央视年度经济人物,曙光带来的这一摞稿子究竟写的什么?但在我和老伴读完这摞稿子的时候,我们首先感到的是惊讶,随后是惊喜。特别让我为之动容的,是他笔下那种悲悯的情怀,对小人物、卑微的生命那种关切充斥于字里行间。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很大的主题,就是延续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“人民性”的传统。从普希金开始,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描写底层苦难的生活、采用民众的语言来表达。在曙光这里,这样的传统得到了继承。

    这部作品中值得关注的另一点是生动的人物。人物是文学的硬道理,写人物特别见功夫。说老实话,很多文坛上的专业作家在写人的时候,经常只能留下一些符号、一个影子。当然这些作品有时候能得到喝彩,也能获奖,甚至也能畅销,但是“内行看门道”,在真正的内行读这些书的时候,就会感到没留下几个人物值得品味。

    而曙光写的虽然是散文,其实有些片断完全可以当做小说来读。他把这些人物写得栩栩如生,非常鲜活,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龚曙光的写作是一个始于情感、终于人物的过程。每篇文章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情感的冲动,有一种缅怀、一种同情甚至是悲悯在里面,最后他非常克制、冷静地把它们变成文字,进而组成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。从一个专业作家的角度来看,这是让我很吃惊,甚至有些羡慕的,所以我读完书稿立刻就发了一条信息,给曙光“点赞”。后来有人说,龚曙光不就是人生就是博传媒的老总吗?这种做生意的、当官的人也能写东西吗?我说文章确实写得好,你们先看看再说。

    曹可凡:请问少功先生,这一系列作品,哪篇给您印象最深?

    韩少功:曙光写的父亲、母亲,包括他写的叫花子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而他们都是很卑微的小人物。有些作家只能靠特别的刺激,比如暴力、性、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,才能写出内心的兴奋感,才能把读者的阅读热情调动起来。但最厉害的作家其实什么也不靠,能用最平凡的人和事把读者抓住。龚曙光就属于后者,他的写作厚积薄发、一鸣惊人,起点很高,有大气象。什么雕虫小技、花哨的手段都不要,就写最平凡的、卑微的小事,这才是他的厉害之处。

    作家苏童。

    特别丰满的记忆和文字,才有可能带来如此丰满的形象

    曹可凡:苏童老师对这本书的印象和少功老师一样吗?

    苏童:龚曙光先生是我的新朋友,以前并不太熟悉。没看《日子疯长》前,我有某种错觉,觉得很可能会看到一种“老干部体”。但是几个可信的朋友一致跟我说,“看后会有惊喜”。我很惊喜的是这个“惊喜”来到了。

    我自己本人跟曙光先生的写作蛮有隔膜,我不太写散文,也不太写身边太近的人与事。尽管我的时代跟曙光其实差不多,他从小生活在乡村,我从小生活在城市,这是一个差异。我读曙光先生的东西时,能看到青少年时期那些已经逝去的小伙伴、亲人,会有一种代入感;他写的虽是湖南的乡村,写的是他在一个小镇一个农村的青少年人生,但我读的时候却感同身受,这是我特别惊喜的阅读体验。

    最重要的是,曙光在写人物的时候其实处于一种特别好的状态,这种状态恰好来自他平时投入写作的时间并不是很多,他特别松弛,所以当某一个声音来到他脑子里的时候,他很忠实地依照青少年时期的某种记忆,不加理性推导,也没用太多泛滥的感性修饰就写了下来。

    《财先生》和《大姑》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单篇。财先生是他的一个堂兄,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男孩形象。他就是一个生活在乡村,有点儿小心眼,但是坏不到哪里去,心有大志但永远没有出息的乡村孩子。这个篇章与《大姑》异曲同工。大姑是一个生活在农村家庭里的长女,必然负担了很多家庭给她的磨难。关键让人辛酸的是,这个女孩在四五岁时以超出年龄的沧桑感在承受生活,她居然跟父亲说不爱读书,以卸去她父母的负担在家帮父母带弟妹,写到最后有一种宗教感。

    大姑说,“我从小就知道我命苦,别人一天天活过来,我是一天天熬过来的”,这话让人怦然一悸,不光是感动,不光是某种怜悯,我会突然想到布朗肖说到关于人的活着与死去,他说“每个人总会死,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活着,所以人人都是死者”。这从本质上揭示了人受苦是某种命运,大姑这个农村妇女也在无意当中泄露了一个哲学和神学的天机。

    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力量?这来自于曙光丰满的真实的人生体验。我们为什么人物写不好?其实原因很简单,因为脑子里记忆的那个人物是不丰满的、扁的、抽象的,尽管你有很大的技巧,但你无法把一个空洞无趣的人变得有趣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特别丰满的记忆和文字才有可能带来这么丰满的形象。

    龚曙光:我很感动,这本书中的这两篇正是我流着泪写完的。我大姑跟我爸说过,“我知道自己命不好,所以就熬过来了,知道自己命好的人,是熬不过来的。”我的文章里说她结了两次婚,其实她结了四次婚。如果是个小说的话,正常的逻辑她应该是个祥林嫂那样的悲剧,但她就不是,我的大姑她确实熬过来了,而且现在的日子也不错,她确实感到了幸福,而且我从她的整个脸上、身上都感觉她非常轻松。我说她笑得像朵花,这是很天然的,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纪念我自己的长辈,同时也希望告诉身边的人和看到这本书的人,其实你可以相信你命不好,你才可以熬得过来,如果你相信你命好,你可能就熬不过来。

    曹可凡:在成长的过程中,也许你的家人、亲戚、邻居有很多会感动你的人,所以你是如何选择你的描述对象的?什么样的人让你有这种冲动,希望把他们写下来?

    龚曙光:我写这个是糊里糊涂撞进来的,自己提笔的时候,涌到脑子里的是谁就写谁。我平时脑子里事情比较多,但是我是一坐下就可以提起笔写东西的人,现在一晚上也可以写几千字。第一篇《凤凰的样子》,这是我试笔写的。然后,我写我的母亲,就是《母亲往事》,然后写我家三婶,然后写大姑,然后写财先生,这是一路写过来的,就是跟我生命中纠缠最深的这些人。但是后来,我想既然已经写了这么多,肯定要出个书,既然要出个书,题材不能太杂。尽管生活中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,有很多叱咤风云的人都构成了我的生活,但是这本书我应该是献给我的故乡,献给我早年生活中那些最亲近或者最熟悉的人。我把我的生活看做是一片原野,我就跟采茶人一样,先把这块田里的茶采掉,让它继续生长,再去采另一块茶田里的茶。

    曹可凡:刚才苏童老师说其实写作的时候感觉是“倚马可待,下笔千言”,您是不把文学写作当做主业的,写作的时候是不是很轻松的状态?

    龚曙光:没有压力。第一我不靠这个东西吃饭,第二我不怕别人骂我,第三对我来讲是一种换脑,因为白天的压力确实很大,一单生意如果做错了,可能很多钱就没了,对我来讲这种压力太大,那么在文字上放松一点,即使写得不好,也不会有太大的错误,对我是一个心神的调剂。我写得很快,改得很慢,每一篇稿子大概要改20遍。这些稿子我自己读过至少10遍。我为什么敢于让汪涵他们来读?因为我对音韵也是有要求的。所以,虽然说写作过程很轻松,但我的修改非常严格。

    《潇湘晨报》创办者、人生就是博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谈《日子疯长》创作初衷。

    故乡是我不能剪断的脐带,是我文学和生命的支点

    曹可凡:记得我十多年前去湘西,黄永玉带我去参观沈从文的墓碑,上面写着“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故乡”。我想请问几位作家,故乡对于你们的写作占有什么样的位置?

    韩少功:一般人都是有故乡的,尤其我们农耕民族。但有的民族就不一定,比如游牧民族从来都是漂泊四方,一些海洋民族也是居无定所的。可见,广义的故乡其实是一种回望,回望我们自己的初心,回望我们的童年、亲人,回望生命最开始的那个地方给我们的生命留下的最初的、美好的、纯真的印象。这里的故乡,其实是心灵的故乡。

    苏童:托尔斯泰有句特别有名的话,他说一个作家无论怎么折腾,写来写去终究会写到童年。童年在什么地方,在什么时候?就在故乡。你在刚刚开始写的时候,就是以故乡为依托,故乡的人与事几乎就是你全部的写作资源。

    今天,我们对故乡的看法正在分解,未来故乡这个词的词义也可能会发生某种飘移。比如,对于今天京上广深的人,一说起“故乡”来就会有一种遥远的感觉。随着曾经固化的祖籍现在开始移动,故乡究竟能带给你怎么样的故事?未来一代青年怎么看待故乡?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。

    龚曙光:他们的故乡在网上。(众人笑)

    苏童:还有一句流行的话叫“我在哪里,故乡就在哪里”。

    曹可凡:余光中说,故乡可以随着我迁徙世界各地。龚先生怎么看?

    龚曙光:每个人小时候生活的地方都是摆不开甩不掉的。如果你生活在上海,上海的那些里弄你能摆得脱吗?那座石库门你能甩得掉么?至于这个故乡是不是可以成为你文学的故乡倒不一定。对于很多人来讲,故乡未必一个文学的故乡。少功是长沙人,他写长沙很少,写汨罗很多,汨罗是他下乡的地方,离长沙还有一两百公里,证明少功先生长大的长沙那条街,并没有完全成为他文学的故乡,而汨罗成为他文学的故乡。所以,两个“故乡”未必是可以恰好重叠的。鲁迅先生、沈从文先生,他们的故乡和文学故乡是重叠的,我基本也重叠了,这是一种幸运。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的故乡将支撑我所有的文学创作。可能它只是我文学的支点或者我生命的支点,就像我的脐带一样,把它剪断,我就得不到血液;但只要它不断,我也没必要在这片茶田里继续采二遍茶、三遍茶,还有更大的世界等着我去书写。

    曹可凡:大家知道张爱玲,张爱玲跟台湾一个主持人张小燕是亲戚。小燕姐的外婆跟张爱玲的父亲是龙凤双胞胎。所以,小燕姐的妈妈问,“张爱玲为什么那么红?”拿张爱玲的书一看说,“也就这样嘛,她写的都是家里的人”。张爱玲离开上海,后来去了香港、美国,就像龚先生刚才说的,她离开以后可能也会不停去“吃”以前的东西,作品不能跟以前相比。还有的作家虽然远离故土,但是“脐带”还在,比如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和拉什迪,他们可以隔空从母体中汲取营养。石黑一雄也写过上海,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写上海,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祖父曾在上海生活过。石黑一雄祖父曾是丰田公司在上海的创始人,他的父亲就出生在上海。因为这个关系,他写了一部上海的作品。苏童老师和少功老师如何看待不同背景对作家创作的影响?

    韩少功:相对来说,欧美的农耕文明比较弱,所以他们对故乡的概念比中国人要淡一些,甚至淡很多。英国人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民族,英国曾经号称“日不落帝国”,全世界都是女王陛下的国土。毛姆就是一个特别爱满世界跑的作家,他的作品就是以旅途为主体的。中国人的民族特性特别明显,很多中国人到了海外扎堆,这里唐人街、那里唐人街,都聚在一起,然后搓麻将,把自己母语丢掉的特别少。他们偶尔用外语写作,更主体的还是母语。像那种完全告别昨天的冲动,彻头彻尾地进入另外一种文化,这在中国比较少见。

    但将来就难说了,现在的90后、00后,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,他们的故乡图景都是很雷同的。无论沈阳、武汉、广州还是北京,都市的背景无非是立交桥、写字楼、大超市、咖啡馆,现代化全球化以及经济技术的发展,使我们很多城市就像一个城市,很多故乡就是雷同的。在这个环境下生长的都市新一代人,他们甚至连方言也没有。将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,但他们将来可能会有大的变化。

    苏童:刚才谈到两个印度裔的英国作家跟石黑一雄还不一样,来自印度的移民中,他们是非常火爆的两个作家,是因为漂泊的路径导致了他们的强大,还是说这仅仅是一个个案、一个现象?我们无法探讨。但是从文本上来看,写作自由还是最重要的,它与民族、国籍这些没有太多的关系。

    畅谈会现场,嘉宾们幽默风趣的语言,令现场不时爆发出读者的笑声。

    百年两个文学高峰,抵近了这个时代最底层人的生活和生命

    曹可凡:接下来我想跟三位老师探讨一下,我们今天要如何看待20世纪的文学?

    龚曙光:20世纪的文学跨越了多个阶段。20年代到40年代的文学,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角度来讲,说它是草创期是不错的,从它达到的成就来讲,说它是黄金期也是不为过的。后来从革命文艺到改革开放,苏童、少功等作家的崛起,创造了一个新的语境,构成了对中国文化、对20世纪文学的反驳和反思。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又出现一批新的作家,这批作家可能目前来讲创作量很大,粉丝也很多,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诞生,但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,现在还不好判断。

    这样一个格局中,我还是觉得就文学成就而言,鲁迅先生是无法企及的高峰,不仅上个世纪无人能企及,这个世纪也很难被超越。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四大题材,鲁迅先生包揽其中两项:谁也不敢说自己的中短篇小说能媲美鲁迅,也没有人敢说自己的散文比鲁迅先生写得好。鲁迅先生不仅传统的小品文写得好,还非常擅长写杂文。我认为中国最早的“网红”就是鲁迅先生,他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在媒体上搞,写的他认为的大事,有政治、有文化,也有道德。而且他一搞就要搞赢,和今天在网上发帖的人心态特别类似,搞输了他是一定要扳回来的。所以大家今天也别妄自菲薄,发网文也是能成为文豪。当然鲁迅先生的站位可能和网文写手不一样。他所在的那个时代,我认为是新文化的新时代,也是缔造文化高峰的时代。

    与之相比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同样值得关注。今天我请人帮我站台,我首先想到的还是少功和苏童。搞写作我是业余的,搞批评我是专业的。我对这个时代的文学依然评价很高。这两个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120年间的两个高峰,我认为最核心的原因是,它们所承载的写作抵近了这个时代中最底层人的生活和生命,真实反映了这个民族在一个世纪中所走过的道路。不管是鲁迅先生的“救救孩子”,还是少功他们喊“寻根”,都反映了100多年来这个民族心灵的变化、生命的变化。

    我的作品当中基本都是很普通的农民、底层人,其实少功和苏童的书写也是一样,起点都是卑微的生灵。从鲁迅先生到少功、苏童,或者到我新近出的这本书,为什么我们一代一代的作家关注的都是卑微的人?这说明至少中国文学最基本的良心是跟世界文学主流同步的。我们历史上没有过文艺复兴、文学复兴,但我们至少在实现人性的复兴。100多年来,鲁迅那代作家,包括少功、苏童这代作家为中国文学打下了坚实的人性基础,如果失去了这些东西,文学就不再是文学,而可能变成其他的东西。

    韩少功:曙光刚刚从中国的范围做了一个回望,而如果我们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,我可以谈一点印象。20世纪的文学格局主要是“双轨制”,分化为两个导向: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自我导向,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的时候,世界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像普鲁斯特、詹姆斯 ·乔伊斯、福克纳这样一批作家,文学从百科全书式的、关注社会的广角镜突然成了关注自我的内窥镜。这一路径到卡夫卡出现时到达最高点,随后变成了一种迷宫式的文学,小说越来越难读,在精英阶层变成了一种标配的谈资,和一般读者也越来越疏远。第二个导向是人民导向,在相对后发展、欠发展、不发展的国家和地区,像俄国和中国、日本,发展出了人民性的作品,最后变成了普罗文艺。包括曙光在内,有一批中国当代作家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了小人物,这就是20世纪的传统。在20世纪以前,文学不是这样,19世纪作家比如马克·吐温更愿意去写些冒险家、暴发户、凤凰男、心机婊,去写那些特别活跃的社会人物,后来这个目光在不断下移,继续往最卑微、最悲惨的人身上走,去关注工人、农民、士兵、乞丐、妓女、船夫,这是20世纪的特点,至今也余脉未断。

    在20世纪,不管是人民导向还是自我导向,都经历了非常辉煌的高峰,如今这两个方向都面临着一些衰退,也出现了一些怪胎。自我导向变成了神经兮兮的文青式的自恋,普罗文艺则催生了抗日神剧等一些在表面上意识形态特别高调、实际上特别恶心的作品。

    苏童:20世纪的文学堪称伟大,恐怕难以逾越。但是要知道,任何时代的文学一定不是包罗万象的,下一个时代永远“有机可乘”,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

    《日子疯长》作者龚曙光为读者签售,现场排起了长龙。

    人生从来都比小说家高明,是真正的“拍案惊奇”

    曹可凡: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场的读者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?

    读者:龚曙光老师之前是一个文人,后来做商人、出版人,现在您儿时的一个写作梦让您又回到了文坛。对于这次回归,您有怎样的自我要求和期许?

    龚曙光:这是个直通人心的发问。对于写作我有很高的要求,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要求,如果我自己认为这本书对不住自己,我一定不会把它拿来出版。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目的。我现在正式的身份还是一个文化企业的管理者,还是中国出版界的所谓的“领军人物”。在五四的时代,中国的出版大家全是文学大家,比如鲁迅先生、茅盾先生、徐志摩先生。上世纪30年代之前,我们有一大批可以把文坛举起来的出版领袖。当然1949年以后也有一些出版家是好作家,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叶圣陶先生。但是我们也要承认,在今天的各大出版集团,能真正设身处地能够去体验一个作家辛苦的出版人越来越少,能够以文学之心去阅读稿件、推出文学作品的出版人越来越少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觉得我的写作是要为当下的这个行当争点面子。通过这样一种微弱的带动,我希望能使新一批出版人都成为好作家和更好的出版人,把中国出版的“逼格”提得更高。

    读者:龚曙光先生您好。您把《日子疯长》定位为散文,两位老师则把它看做小说。我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,我也有读小说一样的感觉。因此我想了解这部作品中有没有虚构的成分?

    龚曙光:这个作品是小说还是散文呢?他们俩说了不算,我说了算。为什么我说了算?因为只有我和我的家人知道,在我的文本中有多少是真实的,有多少是文学的成分。我这些故事大体没有虚构,那为什么你有读小说的感觉呢?我想那是因为人生从来都比小说家高明。

    这部散文能被当小说读,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成功。我写这些的时候我会想,人生才是真正的“拍案惊奇”,假如我是小说家,我写不出这些故事,因为如果按照逻辑来写,我的大姑就会变成祥林嫂、财先生则会变成阿Q或者孔乙己。他们像,但他们不是,这就是生活的才能。

    读者:今天很多读者身处都市,龚老师笔下那些乡土的记忆似乎比较遥远。通过描写这些遥远的事物,您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思考?

    龚曙光:每个人都有遥远的时光,所以“遥远”对我们来讲不是一种距离,生命的遥远更是如此。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突出的想法:这么多年来,我在工作和生活中每天都在努力地熟悉很多人,比如我的员工、我的客户,尤其是我的领导。一天到晚,我都在琢磨他们,而我始终没有去琢磨的恰恰是我的父母、我的亲人。假如我不写他们,他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有人去写。他们的生命绝非没有意义,但在历史上可能留不下一个字的痕迹。所以我觉得要用这样一种方法提醒我的同时代人:关注一下那些你最熟悉的人,关注一下那些你认为最不需要去体谅、去关注的人,他们的历史同样值得铭记。如果你从我的书中感受到了这一点善意的提示,我的书就达到了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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